李志林：中国股市并非无药可救
上周股市又收一根周阴线。从4月7日起，周K线已是5连阴了。这种情况只有在2010年1月、4月，2011年7月、11月，2012年6月才出现过。即使在2015年罕见股灾的高危期，最多也只有周K线4连阴。
上周虽然周阴线只有20点，但却留下了67点的下影线，最低探到3016点。要不是周四、周五国家队强力出手猛拉上证50指数，恐怕3000点都保不住，周K线将更加难看，呈现雪崩走势。
为什么在刘士余主席上任后的一年零两个月里，新股发行了三四百只，股指也从2860点涨至3295点，涨幅15.2%，市场对他还是赞扬声，而今年4月以后却风云突变，市场一片怨声载道？
为什么继股灾1.0版、2.0版、3.0版后，市场稳定了一年多，现在又宛如进入股灾4.0版？
我认为，主要是历任监管层都治标不治本，没有去触动造成股市熊长牛短的上市公司股权机构和制度上的症结，以及股市监管的定位和思路不正确所造成的。
在此就几个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我的建议。
1、新股结构一股独大，造成大小非减持 “毒瘤”积重难消。
解决IPO排队堰塞湖，让更多的企业上市融资，加大直接融资比例，使资本市场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对股市的这一融资功能，广大投资者没有异议，并长期予以支持。
但问题在于，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仅仅解决了非流通股向公众股东支付了10：3的对价，获得了全流通权，而没有作出大小非后续减持的制度安排。
2009年以后上市的新股，非流通股并没有向公众股东支付对价，就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一年或三年后的任性减持权，为股市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更大的问题在于，自此以后上市的新股，流通股仅占总股本的25%，个别的只有10%，剩下的四分之三的非流通股，又成了比IPO排队堰塞湖更大的堰塞湖——1年或3年后几倍于首发融资的非流通股在高位抛向市场。例如，2016年上市的242家新股，首发融资只有1800多亿，但在1年和3年之后，其大小非减持的市值竟高达2.82万亿。加上今年发行的500家新股，这对后市来说，是何等巨大的抽血（供给）压力啊！
只要大小非减持的堰塞湖不从根本上断掉，即使换任何人来掌管股市，结局都是一样的！
2、股市定位和监管思路长期存在偏颇。
只顾每周、每月按部就班地发布新股扩容额度，而不因市场的强弱而相机调整扩容的节奏；
只顾一级市场发新股融资，而不顾二级市场投资者的投资得失；
只顾在每年度总结报告中，用扩容数量和融资金额来显示监管层的政绩，而不顾当年股指跌了多少，总市值和流通市值减少了多少，国有股权资产贬值了多少，广大投资者的财富损失了多少；
只顾股市为新上市企业融资服务，而不顾全球股市屡创新高，唯经济30多年在全球一枝独秀的中国股市至今仍处在金融危机前高点的半山腰，年年熊冠全球，经济晴雨表功能严重扭曲，得远不抵失的状况；
只顾小盘新股融资量不多便认为对总市值较大的市场影响不大，而不顾股市存量资金越来越少，新增资金匮乏，供大于求的困境在加剧；
只顾市场规模发展的速度、力度，而不顾二级市场的承受度。
也就是说，监管层对股市的定位和思路是：只重融资功能，却轻投资功能，轻资源优化配置功能，轻经济晴雨表功能。
试想，一个只有新上市公司赚钱、一级市场赚钱、中介机构赚钱，而二级市场广大投资者都亏钱的股市，其结果必然是投资者亏损越来越大，被套越来越深，活跃的账户越来越少，财富越来越悬殊，场外投资者越来越望而却步！
而外面的世界却走了相反的路线——重投资功能，轻融资功能。例如，金融危机发源地的美国股市，连续大涨8年，从6470——21000点，把投资功能放在第一，新股扩容少之又少，不仅成功地化解了金融危机，而且率先经济复苏。欧债危机的发源地欧洲各国股市，包括破产的希腊股市，也屡创历史新高。亚州股市，包括日本、韩国、中国香港股市，也都进入了大牛市。
可见，通过投资功能的发挥营造股市牛市，恢复了人们对经济的信心，再去拉动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加大消费，其对发展经济的效果，反而比让多一些小型企业上市更加明显。
3、对二级市场过度监管扼杀了市场的活力。
所谓监管，顾名思义就是按照《证券法》来监管、查处欺诈上市、内幕交易、操纵股价等违法违规行为，其目的是净化股市环境，使之变得更富有活力和运行效率。
但是，长期以来，中国股市监管的思路却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一管就死”。
一是管股价涨幅（不管跌）。凡个股两个涨停板，或三天涨幅超过20%，就被视为“异常波动”，要发公告作出澄清；若继续再涨，就要停牌核查，有的股一停就是20个交易日，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而国际成熟股市，个股一天涨几倍，也属于两厢情愿的事，只要有大涨的理由，没有证据显示是内幕交易或操纵股价，监管层就视而不见。由于中国的监管层热衷于管股价涨幅，管买卖行为，故使投资者感到无所适从，市场日益失去活力，变成熊途漫漫。
二是管高送转比例和分红比例。这显然是干预了上市公司的自主经营权，越俎代庖了。此种情况在全球股市中都不存在。
三是管重组。全球股市都鼓励和提倡资产重组、借壳上市，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股市活力；上周三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鼓励有条件企业实施兼并重组，运用市场化手段淘汰落后产能，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上周四，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文件，国务院国资委第一次放权，提出：“不干预企业自主经营权，不直接规范国有股东行为，不干预地方国企重组上市”，“企业集团内部国有股东所持上市公司股权流转，国有股东与上市公司非重大重组，国有股东通过证券交易系统转让上市公司股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的审批权，下放到省级国资委”。
但是，股市监管层在规定了创业板不准借壳上市和重大资产重组后，又对主板国有上市公司和民企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从严审核，禁止跨界购并。甚至对推出重组方案的上市公司，停牌超过一年都不准予复牌。因而使市场历来最有活力的购并重组变成了万马齐喑。从事资产重组的上市公司和各类机构，都变得谨小慎微，提心吊胆，甚至束手不干。国资改革股和资产重组股的走势，更是直线跌落一片萧瑟。
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监管层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60条的核心思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变成了“充分强化行政审批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4、扭转中国股市困局的五项建议。
在当前中国股市面临股灾4.0版的危难之时，市场各方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扭转股市困局的意见和建议。在此，我认为要尽快解决最关键的5项。
第一、新股扩容要充分考虑市场的承受度。监管层应公开、理直气壮地强调：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要让投资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确保每年股市的涨幅不低于GDP的增幅。如果做不到，表明市场供大于求，扩容超越了市场的承受能力。此时，哪怕放缓扩容节奏也在所不惜。如果监管层能有这种自信态度，那么，市场就更有信心，中长期投资者就敢于坚定持股，大量新增资金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场，定能超额实现监管层的扩容和股指同步增长的目标。
第二、用新老划断的方法，尽快对今后上市新股的结构进行改革。从辅导期到上市前，就要求改变控股股东“一股独大”。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规定控股股东(含家族成员)的股权不得超过33%，多余股权，或则转让（严禁虚假转让、代持），或则并入新股发行。这样就一劳永逸地消除上市后大小非没完没了减持的后遗症。今后若再减持，就很容易引发并购。此举还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企业的“上市饥渴症”。
第三、对2009年后上市公司的大小非减持制定新规。由于这些公司未向公众股东支付过对价，可参照国外股市的惯例，适当延长大小非的锁定年限；对每年、每季度的大小非减持比例设定上限；对业绩逐年下滑甚至亏损公司的大小非减持，作延长锁定期和缩小减持比例的规定；对跌破发行价的上市公司的大小非减持，必须对投资者进行补偿；对业绩大幅下滑、清仓式减持的公司，要作出经济处罚。
第四、监管层应积极鼓励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并修改“重组新规”。将除借壳上市以外的国资改革重组的审批权，下放给地方国资委，提高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对民营企业的重组，也予以积极支持。只要没有违反规定，交易所可通过问讯函及时提出问题，予以纠正。若暂无发现问题，就应允许重组，监管层可进行事中和事后监管。
第五、对股市的投机功能应放宽容忍度。房子是用来住的，而股市既是用来投资的，也是允许炒的，这是国际资本市场的共同特性。鉴于A股市场巳经有涨停板制度，建议取消三天涨幅超20%就发异常波动公告的规定，改为：当10天内股价累计涨幅超50%，再发异常波动公告；当20天内涨幅超100%，再采取停牌自查。对持续下跌的股票也作同样处理。对异常波动个股，除了用大数据监管有无违规以外，可每周公布一次前十大股东持股状况，对拉高出逃的机构形成威慑力，对跟风的投资者也提供风险警示。
我相信，中国股市并非无药可救。只要监管层能广泛听取并吸纳有识之士的建议，改变监管思路，提高监管水平，对股市27年来累积的沉疴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创新，那么，中国股市完全有能力化解金融风险，跟上国际股市的步伐，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慢牛轨道，为实体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