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我为何要帮国企说点话

　　编者按：2014年2月19日晚间，格力电器和中国石化分别发布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公告，似乎在向市场表明，18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的国企改革路径，正在被逐步落实。那么，《决定》到底是如何规划国企改革的方向路径的？对此，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主要提出者和推动者、著名经济学家华生教授，就在《改革重启中国经济：权威学者谈十八届三中全会》一书中“刨根问底”，并直言“我为什么要帮国企说点话”。以下为文章节选：
　　国企改革的重大信号：资本管理
　　这一次中央在我们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上给出的最大信号，就是将重点转移到资本管理上去。这样跟我们金融的关系就更加密切，将来会越来越多的通过组建资产管理公司来进行管理，这样来减少行政性的联系，而加强资本和产权的关系。因为当完全是政府控制的时候，行政干预、政企不分是很难解决的。
　　《决定》第二部分中的第5条先讲产权，讲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也不可侵犯，这是个新的提法和突破。接着，第6条内容很丰富，也是《决定》这一次有重大发展和变化的地方，就是强调了“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我认为这是这一部分最有方向性的一句话。我们过去是就资产管资产，就国企管国企，这一次提出来把管资本作为主线，来管理国有资产。
　　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经济
　　这次《决定》提出来的就是要发展混合所有制。让国企通过资本的形式和其他所有制企业混合经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比如拿银行系统来讲，上市的工商银行股份公司应该说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了，它有很多股东，但是个人股东是分散的，控股股东是国家一家绝对独大，那些个人股东对企业的经营、对工商银行的经营不产生什么作用。如果本着中央的这个精神，那么将来工商银行可能会使它的二股东、三股东有投票权，能够派董事进董事会，有其他资本包括中国的民营资本，而不光是散户个人。将来这会成为中国国企改革的一种主要形式。
　　《决定》里面还有一句话也非常重要，就是讲到这种混合所有制可以“民营资本控股”，这个很重要。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发展民营资本，就是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经济。也就是说，将来我们的一些重要的央企，包括金融企业，不一定是国家控股，不一定是国家绝对控股，也可能不一定是国家相对控股。这个改革走到有一天也可能会像西方国家一样遇到问题，英国当时搞国企私有化的时候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个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别人控股的话，金融稳定需要发挥作用的时候怎么办？当年的撒切尔政府搞了一项创举，就是到最后国家所有的股都卖完了，还留有一股叫“黄金股”，有否决权，在重要的战略决策问题上可以保留否决权。
　　改革的方向是混合经济、混合所有制，今后国家主要是以资本这个形式来介入，其实这也是现在世界上普遍的形式。到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上来表现很活跃的，大家知道有哈佛大学基金会、有美国退休退伍军人基金会、有加利福尼亚教师职工退休基金会，更不用说像新加坡的淡马锡、中东石油国家的主权基金……他们用资本的形式出来投资，和其他的私人资本效率是一样的，没有多少区别。
　　政企难分的弊病：干部培养任命制度
　　《决定》里面第7条提了，还是以前的老话，就是政企分开、政资分开。问题是我们搞了几十年并没有真正分开，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是党管干部、政府任命。等到将来发展形成混合所有制，特别是部分核心的国有企业变成混合经济以后，怎么监控？怎么协调？这个干部任命制度要不要改？我个人觉得这个要不改的话很难办。因为就现在的企业管理制度而言，董事会有任命总经理、任命经营班子的权力。而我们现在的央企，55家最主要的央企是中组部任命，还有几十家不到一百家是国资委任命的。可是当你不控股了，任命的权力就没有了，那就变成董事会根据股权的比例来调整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这相对于我们原来的制度，是一个巨大的跨越。所以我认为《决定》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绘就了一幅新的蓝图，主要是国企国资转向资本管理为主，跟我们原来的国企管理架构不同，当这个改革落实和深化下去，跟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应该说还是有直接的冲突和矛盾，怎么去解决并不容易，有待进一步回答。
　　另外，职业经理人制度跟我们的干部考察制度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干部培养制度是一步一个台阶，经过党的长期考察，一步一步提上来的。职业经理人并不是这样，他可能是一个天才、一个怪才，他可能就是有本事、有才干，但是你要讲资历、经历，他没经过体制内长期的锻炼考验。所以，这可能是我们下一步要在实践当中探索的问题。
　　我为什么要帮国企说点话
　　第8条讲到“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如果非公有资本控股的企业，人家的待遇是几千万，我们国有资本派进去的代表是几十万，怎么能够有效地代表你的国有资本？这都是挑战。你看媒体上对这说得很少，实际上这句话很厉害。混合经济不光是国有控股，还可以别人控股。但是如果我们回避实质性的干部任命和薪酬待遇制度问题，混合经济的事就不太好落实。
　　我经常会帮国有企业说点话，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现在总有人骂国企不好，但如果国企真变成私人资本控制，像俄罗斯的大亨一样，女儿结婚就花3000万、5000万美金，到时候恐怕我们更受不了。现在觉得国企待遇高，其实所谓的高待遇在市场经济中是很低的。
　　第二，就是我们的国企领导现在是经济待遇低、政治待遇补偿，央企领导薪酬是没多高，但岗位重要，政治待遇很高，这个值了很多钱，但是在政府机关的人很不平衡，同样是一个级别，同样是一个领导，昨天还在金融企业或者是央企拿着100万的年薪，转过来当监管，当银监会、保监会主席，就变成10万块钱了。所以我们这个体制怎么办？原来是用政治待遇补偿经济不足，是用干部任命来替代市场选拔。如果市场起决定作用，如果跟市场接轨，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回答不了我们可能最后还是接轨不起来。所以还是要解放思想，有制度创新。否则以后再写文件还得重复这些任务。这是这部分我个人的一些理解。
　　更多内容，详见《改革重启中国经济：权威学者谈十八届三中全会》东方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高尚全、郎咸平、林毅夫、樊纲、郑永年、华生、李稻葵、张军、巴曙松、贾康、温铁军、邹恒甫 、汪丁丁等13位中国权威学者，以各自的专业研究领域为视角，为读者一一揭开隐藏在《决定》条文背后的意义。）
　　华生教授改革系列作品：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在农地已经事实上日益私有化的今天，土地权利之争究竟是争什么？本书以令人拍案叫绝的机制设计破题中国土地迷局）
　　《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中国模式，可以有，但还没有。政治改革的焦点，不是主义之争，而是利益之争）
　　《中国股市：假问题和真问题》（从一次股改到二次股改，中国股市从校正制度缺陷到走向规范的变革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