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独立学者华生：卷入改革漩涡 从股市“回归”

　　如果将华生61年的人生画成一个坐标，他的命运K线必然跌宕起伏。然而，假使拉伸到更大的时空维度，与华生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又何其相似。所以，被时代裹挟前行的华生说：“人只有幸运与不幸运之分。”

　　在抑扬顿挫的时代旋律中，华生弹奏着属于自己的音符，它并不总是很悦耳动听，却很独特醒人。

　　“独立学者”，这四个字在他心中很重很重。

　　⊙记者 殷占武 吴正懿 卢晓平/摄影 王志远

　　在京城北四环外一幢普通的写字楼里，一身便服的华生显得有些清瘦，他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似与那个犀利的华生判若两人。当话匣子打开，一种逼人的敏锐与深邃的内质，从他清澈的眼神里缓缓流淌出来。

　　在4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他几乎一直保持微笑，平静得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而此刻，华生办公室正对着的高架路上，车辆川流不息，发出喧嚣的鸣笛声。

　　卷入改革漩涡

　　坐在记者面前，华生的思绪倏忽间飘回30年前那个燥热的夏天。

　　1984年，城市改革停滞不前，核心问题是价格改革。是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上，当时年仅31岁、在社科院读研究生的华生参会，其参与设计的价格双轨制方案最终获高层采纳，中国价格体制改革由此切入了向市场价格过渡的轨道。

　　价格双轨制纾缓了改革的利益冲突，使城市改革不至于演化成一场剥夺既得利益的革命。

　　30年后，两鬓斑白的华生，忆及莫干山会议时若有所思：“我就那样卷入了改革的漩涡”。

　　“莫干山会议鼓励学术争鸣，没有任何私利驱使，完全是开放性的探讨与争论。”华生说，价格双轨制是集体智慧，我们都只是扮演了时代的符号。

　　莫干山会议开启了华生的学术之门。2011年末，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花落“价格双轨制理论”。华生坦言最看重这个奖项，“因为这个奖项由经济学界民主投票产生。”

　　1985年之后，华生一步登上“庙堂”，成为改革风云人物。其时，社科院值班室常常接到来自国务院的电话，通知他几点到国务院会议室去开会或是陪领导外出考察。以至于一次有位官员抱怨说，我们汇报了半天，结果领导没表态，反而说了一句：好像华生他们的意见跟你们的不同嘛。

　　“那时，尽管政治上不开放，但在学术上大家是十分积极的，争论都很干净，没有任何个人私利在里面，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1986年，华生等人提出国企改革的思路，核心是建立独立的国资管理体系，国企经理人实行竞聘，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事实证明，华生的这一思路极具前瞻性。

　　上世纪80年代是个全民悸动的年代，那是一个思想繁华的时代。诗人顾城发表了成名作《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1984年，邓小平南下，给饱受争议的深圳特区吃下一颗定心丸。这一年，王石、史玉柱、柳传志纷纷下海。

　　年轻的华生则在勾画另一条人生轨迹，他顶着耀眼光环走进体制内，成为决策层的智囊，被评为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其实，彼时经常出入中南海的华生，脑海里还印刻着少年时期公社大院的模样。

　　华生出生于1953年，从小跟着姨父和姨妈在省委幼儿园幸福成长。1957年随着亲人双双成了右派，生活逆转。1962年开始抓阶级斗争，家中又被挖出“国民党特务”，华生成了不折不扣的“黑五类”子女，直接坠入社会最底层。

　　“那个时候看见公家干部，总觉得自己是个小偷。”华生至今还记得当时怯生生地看着公社大院的神情。

　　1968年，没上完初中的华生到江苏淮阴农村插队，一干就是五年多。在那里，华生无数次听到别人对他说：“你一辈子只能当农民。”但不甘沉沦的华生，在田间地头发奋读书，甚至还去图书馆偷书看。此后，华生进当地工厂当工人，闲暇时也总是背着一堆书，被厂长直呼“怪物”。

　　华生回忆说，很多社会学及经济知识，就是从田埂上阅读的马列著作中汲取的，“马列追求理想，有着强烈的社会公平、平等意识，对我影响很大。”

　　在社会底层的灰暗经历，使得华生对中国经济、社会问题有了深刻体悟和独到见解。这也注定了华生不是学院派的经济学家，而是接地气的独立学者。

　　1977年，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华生在次年被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马列师资班补录。踏进学校没几天，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就在《南京大学学报》发表。

　　从股市“回归”

　　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1988年，华生饱含激情地写道：“当我们真正可以把960万平方公里版图内的这片世界有序地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还在等什么呢？”

　　但此时，华生赴英留学的选择和其后的变故，又一次颠覆了他的命运轨迹，政治前途戛然而止。

　　与其他留学生一样，远隔重洋的华生始终惦念着祖国的命运。当然，他也庆幸躲过了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动荡。

　　1993年，感知到中国改革律动的华生回国了。他失去工作居无定所被逼下海，经历了跌跌撞撞的创业挣扎，最后还是靠从英国引进的质量和环境认证积累了第一桶金。1999年，华生收购上市公司闽福发A，一时备受瞩目。

　　但华生内心的落差难以抹去。导师董辅礽说，“华生回来后异常低调，连我也不见。”实际上，多年疏于学术的华生，内心有些自卑和惶恐：“都不做学术了，怎么面对老师？”

　　事业有成的华生，愈来愈清晰地听到了内心深处的呼唤。另一个“我”大声说：“当企业家根本不是你的追求。”

　　不过，远离学术那么多年，华生怎么再回去？

　　此时，资本市场闯入华生的视界。留学期间，华生在英国买过股票，赔得很厉害，留的两只英国股票，多年后反而赚了大钱。回国后，面对自己完全看不懂的中国股市，华生的学术好奇心被激发了。

　　1996年，缺席国内学术研究八年的华生，拾笔在《证券市场周刊》连续发表了《此市盈率非彼市盈率》、《股票发行搞点社会主义如何》的文章。1998年，华生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出A股含权和股权分置改革问题，呼吁尽早纠正制度缺陷，重新界定产权，用赎买流通权的办法让非流通股恢复流通。

　　“这些文章发表后，除了一次被人抄袭以充论文以外，没有在理论界或证券界引起任何反响。”华生自嘲。

　　这样的反差只有华生自己能体味。10年前，他还与最高决策层围坐着高谈阔论，但10年之后，他的研究成果竟石沉大海。

　　但不得不承认，华生的眼光是敏锐的。实际上，中国证券市场一出生就是“缺陷儿”，其设计者暂时不让国有股、法人股流通，是基于计划经济的框架下，为回避意识形态问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之后，尽管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逐步消退，却因新生市场千头万绪的利益掣肘举步维艰。

　　直到2001年，华生重新进入高层视野，获邀参加了多次有关股改的座谈会。在2005年股改试点启动前，华生一直在为股改鼓与呼。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华生是学术界的红人，那么，20年之后的华生，则拥有了千万股民“粉丝”。

　　在漫长的股改争论中，华生的数篇文章激起巨大涟漪。2001年7月，他在股市接近最高点时发表《漫漫熊市的信号》一文；2005年前后，华生在《中国证券报》先后五次以头版通栏发表长篇论文，成为推动股改的洪亮声音；2005年5月，当股指逼近1000点时，华生发表《市场转折的信号》一文，断言市场将见底转折；2006年5月，即股改一周年之际，他慷慨激昂，发表了《迎接证券市场的新时代》一文。2007年随着股市不断创出新高，他连续发表“市场过热的信号”、“市场远超GDP的隐忧与警示”。2008年当股市开始从6000多点高位下行时，他又提出“这次股市调整，不是以天，不是以月，而是会以年来计量”。现在6年过去，市场仍在低位徘徊。

　　华生的言论，成为资本市场不容错过的声音。但华生说：“我卷入股市和股改，多少属于误打误撞。”

　　最重要的是，一个学者华生从草根的股市回来了。

　　2012年，在时任总理在中南海召开的经济座谈会上，华生的身影又出现在20多年前熟悉的会议室里。

　　这里有玫瑰花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华生在1998年一篇文章中深情写道。这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引用的古语。

　　华生栽培的玫瑰花就是学术研究。记者问：如何给自己定位？他思忖片刻，清晰地吐出四个字：独立学者。

　　的确，无论是身处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华生的学术及个性都独树一帜。不论在什么场合，华生的观点总是相当锐利，甚至口无遮拦。

　　其实，华生脾气特别好。“我从小的经历告诉我，要尊重每一个人。”华生说，“我从没跟员工发过火。但出去吃饭，如果有人对餐厅服务员不礼貌，我会当即沉下脸。”

　　但对待学术，华生像是变了个人。有一次参加高层座谈，当着领导和部长们的面，他尖锐地批评现行的财税和土地制度中的问题，追着某位领导一直争论到人家车门关上的一刻。最后，对方丢下一句话：“那你写份材料来给我。”回去后，执拗的华生认真写了份材料，交到那位领导手上。

　　为什么要较真？“谁愿意去说领导和市场都不爱听的话呢，无非是还有点良知和判断力，不愿看着这样把社会搞乱。”华生的回答很真诚。

　　学界关注的是，近期，华生正与天则经济研究所以及北大的周其仁教授，就土地改革话题展开一场论战。“事实上，这次争论事关土地改革的根本性分歧。”华生认为，现代市场经济并不是简单的自由放任，其实西方的法治和规划比我们想象得严格得多，我们不能因为偏执自己的信念，把不真实的市场经济介绍进来，当作我们改革的楷模。这样反而会误事。

　　但即便唇枪舌战，华生也处之泰然：“学术界就要有争鸣，给社会多元化的视角和观点。”

　　华生还是在新浪拥有44万、在腾讯拥有360多万粉丝的微博“大V”。“微博有被放大与扭曲之嫌，但也许能反作用于体制改革大门的推开。”华生写微博慎之又慎，“这可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有几次，由于微博文字的微小差错，华生特别致歉并更正。

　　外界好奇，从价格双轨制到股权分置改革，从国资改革到人的城市化和土地改革，为什么华生总能把准时代脉搏，走在学术前沿，并影响决策层。

　　华生的回答很简单：其一，对经济和发展的问题持续研究关注；其二，眼观世界、立足于中国思考和提出正确的命题并探寻解决之道。最后就是勤奋，“除了吃饭睡觉，永远都在干活。”

　　对于社会各界对学术圈的褒贬，华生认为，与30年前不同，现在的学术研究主力已变成商业机构，难免夹杂利益倾向。

　　“有些专家勤于走穴，我能理解，但我不会那么做。”华生坚持做时间的主人。对于外地邀请的各类演讲，一概婉拒；学术研讨会选择性参加。

　　在华生眼里，关注现实的学者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否定性的，即否定现有制度乃至自己的历史，一味抱怨，除了推倒重来，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另一类是建设性的批评，在对世界大势和国情充分认知的基础上，批评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华生属于后者。在他看来，中国不仅需要有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冲击的理论创新，还更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能为中国转型找准问题、给出解决方案的学者。

　　曾国藩有云：“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在骨子里，华生有着精英政治的思维。他说，用革命的办法改造社会，结果是不理想的，要用改善、改良、妥协、前进的改革来改造社会。

　　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壤培育了玫瑰花？华生提到了两位对其影响至深的导师，一位是硕士生导师王绍飞，另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两人都很有个性，为人耿直，在当时不属于特别主流的经济学家，但通过自身努力，最终赢得了社会和学界的尊重。”

　　英国的留学经历，使华生看问题的视角更加宽泛更加包容，而非单一和极端。

　　当然，也有人说，华生的学术独立，是以经济基础为前提。华生承认两者有一定关系，但学者需要的经济基础也并不很多。更重要的是基于经历和学习对外部世界知识和中国社会实际的把握，能够融会贯通地思考，并努力排除所有非学术的干扰。当然，他从社会最底层到国家高层的丰富经历，包括留学、经商以至另一圈子中妻子完全不同的交往世界，对他全面把握分析社会对象帮助很大。

　　华生目前的学术精力主要用于人的城市化与土地制度研究。对于这个“事关中国改革方向和发展命运的重大问题”，华生谈兴甚浓，有好几次，他戴上黑框眼镜，轻声读起新著《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中的观点，那一刻，华生的愉悦感如此真实地流淌出来。

　　华生开列了一份未来数年的课题单：国资改革；收入分配；反腐败的经济学维度；当今中国的问题和主义。“这些课题很复杂，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层面，这逼着自己去学习。”华生希望，他的学术生涯是从现在才真正开始。

　　华生的成功就源于他一直在路上。就如他对学生们常说的：人生是一场接力赛，优秀不取决于某一阶段的领先，而在于持续的努力向前。

　　在当下社会，“独立学者”，这四个字很重很重。

　　心喜欢生

　　五十知天命。有一天，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目光相遇了。

　　七年前，54岁的华生和50岁的铁凝结婚了。才华横溢的铁凝记住了90岁冰心老人的话，“你不要找，你要等”。华生则相信冥冥之中的缘分。

　　有一次，华生与铁凝去江苏金山寺玩，有一个匾上篆刻着4个字“心喜欢生”，其实应读为“生欢喜心”，但误读起来也别有意味——你的心喜悦了，欢乐就生出来了。

　　跟华生聊开了，他也会兴致颇浓地讲些趣闻和故事。华生说，青年时期脑海里曾闪现一幅荒诞的画面：“五十多岁的时候，一手牵着小寡妇，一手牵着小女儿，一起散步。”说完，他赶紧补充，“因为在小说里，小寡妇都很疼人。”

　　在交谈中，华生对铁凝的称谓是“我老婆”，“确实，我们特别好，越来越好”。华生的笑容甜蜜而真切，有时还带着一丝羞涩。他娶的这个很疼人的女人是家喻户晓的中国作协首位女主席。

　　由于共同经历过时局的震荡，华生与铁凝格外投缘。另外，两人都是“爬格子”的，对文字和名声都格外珍惜，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万一和中央委员的妻子发生争执，会是什么情形？“当然是我让步。第一，我从不会挑起事端，第二，永远是我让步，但不是说没有原则。实在不行，咱惹不起还躲得起嘛!”华生哈哈大笑。

　　“我老婆有句治家名言：小事她做主，大事我做主，但家里一般没大事。”

　　“铁凝在家有说你很绅士吗？”，华生想了想，“她说我尊重女人”。华生脾气好的本源是基于对人的尊重，这一定与他青少年时期的曲折经历有关。

　　夫妻俩也有浪漫的时刻。每天晚上快11点时，两人会不自觉地放下手头的工作，倒上一杯红酒，天南海北地聊天，交流彼此的看法，“365天基本上天天如此，如果是节假日，还会延长。”

　　默契的是，两人从来不会聊对方手头的工作。不过，一旦知道铁凝有新作品，华生肯定会悄悄找来读：“我得看看，她作品暗讽的社会角色里，是否也有我自己的影子。”

　　女儿的到来更是珍贵的礼物。给孩子做心脏手术的时候，华生出差在高铁上。几个小时后，电话过来了，铁凝一个字还没说就放声大哭。华生心里一惊：是不是手术出了问题？幸好，铁凝缓过来呜咽着说：她没事，手术很成功。

　　名人自有烦恼。2012年，在母校东南大学建校110周年庆典之际，华生携夫人铁凝联名捐出1100万元。不曾想到，事后，有传言把当时上市公司的30亿市值等同于华生的身家，更有人将脏水泼向铁凝及其父母。

　　再提此事，华生有些无奈：“其实，当时根本没多想，进入东南大学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对母校怀有很深的感情，现在自己有这个经济能力，人家上门来邀请我们夫妻俩参加校庆，我就说咱要去就别空手，捐这么个喜庆的数吧，给困难同学做贫病救济基金。”

　　对于做慈善，华生说那是自然而然的事，他相信利己和利他都是人之本性。

　　华生夫妻俩有过共识，不主张给孩子太多，除非事业需要，“过多的财富不是好事情”。目前，两人都有各自的事业，主要的精力不是做慈善，“肯定会有一天，会慢慢从事业方面退下来。那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如何处理财富。”

　　什么是成功？华生想了好一会，似乎没有现成的答案。他淡淡地说，自己现在还活跃于学术前沿，社会对自己有需要，家庭幸福，当然算是成功的。但他也不否认，自己还有很多未竟之志，“人生这恐怕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不断努力的动力。”

　　每个人都有梦想燃烧的时候，但终有一天会归于平静。对于百年之后的安排，华生想得很通透：“骨灰就埋在自家的树下，连骨灰盒都不要，不给后人留下麻烦。”

　　真到那一天，时代会给华生们书写墓志铭。